自杀并不是道德缺陷，而是一种反抗。找出中国人自杀的特殊模式和文化解释，以此为切入点，理解中国人的苦与乐，寻找一种中国式美好生活
　　本刊记者刘子超实习记者旷达发自北京
　　吴飞，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、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、副教授。著有《麦芒上的圣言》、《自杀与美好生活》、《自杀作为中国问题》、《浮生取义：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》。
　　图/本刊记者姜晓明
　　2002年，在中国客居15年的加拿大医生费力鹏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上发表了关于中国人自杀率的报告。根据他的这份报告，截至1999年，中国人的自杀率已经达到23/10万，相当于美国的两倍。一夜之间，中国成了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。
　　但首先吸引海内外学者的，并不仅仅是这么高的自杀率，而是中国特殊的自杀模式：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妇女、农村人口、年轻人和老年人自杀，而不像西方多数国家那样，集中在男性、城市人口、中年人？
　　根据涂尔干经典的自杀理论，这些人群更容易遭受社会失范的冲击，更大程度面临现代性带来的异化、孤独、疏离群体等等问题。中国的情况使这种自杀理论有些手足无措。
　　此时，还在读人类学博士的吴飞正被困在华北一家县医院拥挤的急诊室，一边等待前来就诊的自杀未遂者，一边失望地翻看他们的治疗记录。在治疗记录的病因一栏，可以看到“农药中毒”、“甲胺磷中毒”、“一六○五中毒”、“氧化乐果中毒”等字样，却没有“喝农药”或“自杀”。
“这是我对中国自杀现象的研究陷于最低谷的时候。”吴飞回忆。
看到吴飞先生的文章有所感触，为什么自杀率这么高呢，而且都是妇女、农村人口、年轻人和老年人自杀，为什么那些判刑的人都不想去做的事情，而他们却获取做呢？

中国人太内敛、也太脆弱。